“狡兔三窟”真高明。袁鵬飛 繪

　　南梁革命根據地創建發展過程中，最富有獨創性的戰略思想，就是實行“狡兔三窟”的武裝斗爭模式，成功建立以南梁為中心的三路游擊區，形成了“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有利態勢，為探索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武裝革命道路作出了獨特的歷史性貢獻。

　　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為代表的陜甘邊區黨和紅軍領導人認真總結兵運失敗的經驗教訓，認識到根據地對于革命成功的極端重要的意義，明確提出“向井岡山學習”“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先后以甘肅正寧寺村塬、陜西耀縣照金為中心，建立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由于黨內“左”傾錯誤影響和敵我力量懸殊，寺村塬、照金革命根據地相繼陷落，紅軍處于無根據地作戰的困難境地。

　　寺村塬和照金兩次根據地創建工作受挫的教訓，使陜甘黨組織和紅軍開始認識到，在敵我力量對比極為懸殊的條件下，“紅軍一個根據地就吃不開。我們要經常調個窩，調換著住，這樣才能夠存在。”^①“作戰線的不固定，影響到根據地領土的不固定。時大時小時縮時伸是經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發生。這種領土的流動性，完全是來源于戰爭的流動性。”^②

　　為此，劉志丹明確提出：“要到敵人統治最薄弱的地區建立根據地。根據地要建立幾處，使革命武裝有回旋的余地。”^③習仲勛認為：“‘梢林主義’是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馬克思主義。我們把蘇區叫作‘梢林’，這是從三原、渭北平原碰釘子碰出來的。”^④

　　張策回憶說：“劉志丹是一個有膽有識的革命家，他早就認識到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重要。他曾多次提到，一個革命軍隊沒有根據地就如同一個人沒有家一樣，就難免處于困境，甚至要遭受失敗。而且他認為在革命力量暫時還很弱小的情況下，根據地只能建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地方。”^⑤

　　1933年11月，中共陜甘邊區特委和陜甘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在甘肅合水包家寨召開聯席會議，根據劉志丹恢復紅二十六軍和創建南梁革命根據地的意見，決定把工作重點由照金轉向南梁。明確提出狡兔三窟策略，決定在安定、南梁、照金依次成立第一、第二、第三路工農游擊隊總指揮部，分別在陜北、隴東和關中開辟游擊戰略區，達到鞏固和擴大根據地、壯大主力紅軍的戰略目的。

　　提出在陜北、隴東、關中等多個區域創建根據地的戰略構想，是陜甘邊區黨組織和紅軍在認真分析陜甘邊區實際情況的基礎上，審時度勢作出的一個重大戰略決策。這個決策符合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城市的道路理論，不但可以充分發揮各個地區的有利條件，實施戰略協同，避免不足因素的影響，而且可以擴大游擊戰爭的范圍，打亂敵人的部署，增大敵人“圍剿”紅軍和根據地的困難，促使陜甘邊區黨組織和紅軍贏得戰略先機，推動陜甘邊區游擊戰爭進入快速發展的新時期。

　　1934年2月，陜甘軍閥糾集重兵一萬余人，兵分八路，向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根據地發動了第一次大規模“圍剿”。當時，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主力僅500余人，敵我力量對比十分懸殊，形勢比較嚴峻。劉志丹、習仲勛分析認為，國民黨軍優勢明顯，但驕狂冒進，協同混亂，于是部署第二路(南梁中心區域)和第三路(關中區域)游擊隊、赤衛隊在內線牽制打擊國民黨軍，親率主力紅軍和地方部隊利用熟悉地形的優勢，乘隙跳出國民黨軍的包圍圈，轉到外線作戰。經大小30余次戰斗，殲敵3000余人，粉碎了國民黨軍的第一次大規模“圍剿”。 在中心區域，以南梁為中心，東起蔡家溝，西至五蛟堡，南到固城川，北抵吳旗鎮，方圓200多平方公里內的國民黨據點都先后被拔除，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發展到包括淳化、耀縣、中部、宜君、旬邑、正寧、寧縣、合水、慶陽、保安、安塞、靖邊、鄜縣、甘泉等18個縣的部分地區，面積達2.3萬平方公里的廣大地區。

　　1935年2月，國民黨軍采取“圍剿”中央蘇區時的堡壘主義方針，集中5萬余的兵力對陜甘邊(主要是南梁中心區)和陜北蘇區發動第二次大規模“圍剿”。此時，陜甘邊紅二十六軍、陜北紅二十七軍主力有3000余人，敵我力量對比仍然十分懸殊。劉志丹、習仲勛立足戰略全局，縝密地分析敵情，決定發揮陜北、隴東、關中三大游擊戰略區優勢，集中兵力，首先打擊剛剛入陜的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師。高桂滋部是“圍剿”陜北根據地的主力，但人地生疏，沒有同紅二十六軍作戰的經驗，更不善于山地作戰，集中兵力首先打退其進攻，對于鞏固和發展陜北根據地，乘勝打通陜北與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聯系，具有重要戰略意義。高桂滋與陜北軍閥井岳秀矛盾很深，難以協同作戰，便于紅軍利用矛盾，各個擊破。于是命令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主力北上陜北，與紅二十七軍第八十四師協同作戰。留下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一部就地開展游擊戰爭，騎兵團相機向外線游擊。各戰略區內的游擊隊深入敵后，開展游擊活動，牽制和打擊敵人，形成了主力紅軍與游擊隊相結合、游擊隊與群眾武裝相結合，主攻方向與牽制方向相配合，外線作戰與內線作戰相配合的陣勢，充分發揮了人民戰爭的強大威力。五個月的反“圍剿”斗爭中，陜甘邊和陜北蘇區的紅軍殲滅國民黨正規軍5000余人，繳獲步槍3000余支，輕重機槍200余挺，迫擊炮8門，先后解放了安定、延川、延長、安塞、保安、靖邊6座縣城，打通了陜甘邊和陜北蘇區的聯系，進一步擴大了革命根據地，使陜甘革命根據地發展到北至長城，西到環江，南到淳耀，東臨黃河，形成了南北1000余公里，東西500余公里，包括30余個縣的廣大的紅色區域。紅軍主力發展到5000余人，游擊隊擴大到4000余人。

　　陜甘邊區第三次反“圍剿”之初，劉志丹周密地分析敵情，認為打退西渡黃河不久、態勢孤立、立足未穩的晉綏軍的進攻，對于粉碎敵人的第三次“圍剿”具有關鍵意義。1935年8月20日，劉志丹率部在綏德、吳堡地區運用圍點打援戰術，發起定仙墕戰斗，殲敵一個整團和旅直屬部隊，打死打傷敵人200余人，生俘晉軍1800余人，繳獲了大量槍支彈藥。這次戰斗，是“狡兔三窟”理論的成功實踐，擴大了黨和紅軍的影響，大長了陜甘紅軍的軍威，大挫了晉軍的銳氣。從此，晉軍除留下部分部隊龜縮在宋家川、石堆山等據點外，其余全部撤回了黃河東岸，消除了紅軍側翼威脅，完全達成了紅軍主力出擊東線的目的，同時為下一步在南線打擊東北軍創造了有利條件^⑥。

　　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創立的“狡兔三窟”多區域武裝斗爭模式，對于粉碎敵人多次大規模“圍剿”發揮了重要作用，是陜甘革命根據地能夠“碩果僅存”的一條重要的歷史經驗。正是由于陜甘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從而為黨中央和各路長征紅軍提供了落腳之地。

　　1938年5月，毛澤東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指出：保持許多小的游擊部隊，分處于廣大平原的各縣，采取流動作戰，即根據地搬家，一時在此一時在彼的方法，在民族戰爭的條件下，不能說沒有這種可能。毛澤東將這種以一個根據地為主，多個根據地相互配合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建設模式推廣到整個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建設實踐中，并將這種模式用圍棋中的術語“做眼”稱之，形象地說明了多個根據地的相互依托、相互配合，敵我相互包圍和反包圍的態勢^⑦。

　　歷史證明，“狡兔三窟”戰略是對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靈活運用和重大發展。這種根據地創建的“陜甘模式”，是中國共產黨人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黨提供了來自陜甘地區的智慧和經驗。毛澤東贊揚說，劉志丹創建的根據地，用了“狡兔三窟”的辦法，創出局面，這很高明^⑧。

完

　　①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版，第60頁。

　　②《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229頁。

　　③習仲勛：《群眾領袖 民族英雄》，《人民日報》1979年10月16日。

　　④習仲勛：《歷史的回顧(代序)》，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

　　⑤張策：《共產黨人的光輝榜樣》，《劉志丹紀念文集》編委會編：《劉志丹紀念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頁。

　　⑥黃羅斌：《憶定仙墕戰斗》，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紅軍反“圍剿”回憶史料》，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818頁。

　　⑦《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2頁。

　　⑧《劉志丹紀念文集》編委會編：《劉志丹紀念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7頁。

（本文摘自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南梁紅色故事編委會編著的《南梁紅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