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秉政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全國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盤踞陜甘各地的反動勢力向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發起瘋狂進攻，殘酷鎮壓任何革命活動。中共陜西省委遵照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先后領導發動了清澗起義等數十次武裝暴動，拉開了陜甘地區土地革命戰爭的歷史序幕，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為了貫徹中央八七會議精神，總結陜西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研究制定開展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方針政策，1927年9月26日，中共陜西省委在西安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接受中央八七會議及其指示之決議案》《政治形勢與工作方針決議案》等九個決議案。會議強調指出：“在西北上的革命者不注意農運，就無所謂革命；農村若沒有革命的變化，革命也永遠不會有徹底的成功。對農民的態度，是一切政治行動的測驗”。［中央檔案館、陜西省檔案館編：《陜西省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7-1929），內部印刷1992年版，第148頁。］

　　決議案還就國民黨工作、學生運動、婦女運動、黨務工作等作出規定，鮮明提出“黨到農村中去”“黨到軍隊中去”“武裝農民”等口號。“九二六會議”是中共陜西省委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制定了比較切合實際的方針政策，開始了革命斗爭策略上的轉變，成為陜甘地區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轉折點，促使陜甘地區的革命斗爭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按照黨的八七會議和陜西省委“九二六會議”精神，1927年10月12日，中共陜西省委領導清澗起義，打響了陜甘地區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此后，黨在陜西先后領導發動了渭華起義、旬邑起義、淳化起義、三原圍城斗爭、涇陽起義、禮泉起義、麟游起義、澄城起義、綏德農民抗稅斗爭、周至、戶縣、興平農民暴動；在甘肅，領導發動了兩當起義、涇川鳳翔路口起義、靖遠起義、巉口起義、天水起義、蒿店起義等。黨在陜西、甘肅地方軍閥部隊及農民群眾中，組織領導的數十次兵變和農民起義，是黨武裝反抗國民黨屠殺政策在陜甘兩省的具體行動，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全國各地風起云涌的武裝起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陜甘地區的武裝起義并沒有達到建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武裝、創建紅軍的預期目標。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在指導思想上，受“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影響。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黨內“左”傾情緒逐步滋長，很多共產黨員對當時嚴酷的國內外形勢缺乏心理上的準備，以報仇、挽救革命為目標的黨內革命急躁病有所發展。192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現狀與黨的任務決議案》，否認中國革命形勢已轉入低潮的現實，認為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已經處于崩潰的邊緣。會議制定了全國武裝暴動的總策略，提出直到造成一省或數省的革命勝利局面。此后，陜西省委認為直接革命形勢已在全陜形成，提出了全省暴動的方略。1928年6月，陜西省委第三次擴大會議通過《全陜總暴動計劃決議案》，期望奪取幾個中心區域，而實現革命在全陜的勝利。在具體工作中，主觀地、片面地、盲目樂觀地估計形勢。采取了一些過“左”的政策和策略。認為“帝國主義總危機要爆發了” “馮玉祥就要垮了”“潛伏待發的群眾斗爭一觸即發”等等，對敵人不懂得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爭取同盟軍，對大小軍閥，不加區別，一律反對，結果樹敵過多，孤立了自己。

　　（二）在地區選擇上，起義地域集中在平原地區和中心城市。陜甘武裝起義除了清澗起義和旬邑起義而外，大多發生在關中平原和蘭州等中心城市附近地區，這是中國共產黨在西北活動的組織力和影響力相對集中于關中和蘭州地區的特點造成的。加之關中平原地勢平坦，易攻難守，敵人能夠在短期內調集各地優勢兵力圍攻起義部隊。由于敵我力量懸殊，這就給起義部隊作戰和行動帶來嚴重困難，起義部隊很難在敵人重兵環伺的平原地區開展游擊戰爭，極不利于弱小的紅色武裝的發展壯大。此外，起義組織領導者大多缺乏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經驗，參與起義的大多數士兵對于革命沒有清楚的認識，加之糧食、衣物和彈藥缺乏，在國民黨正規軍、民團、土匪聯合阻擊下，起義士兵容易發生思想渙散、動搖。同時，起義前和起義過程的組織、部署不夠縝密，在敵我力量對比懸殊，起義條件不夠成熟的情況下過早發動士兵暴動，暴露黨的實力。對起義發動后的預期，思想準備不足，有“能拉出多少算多少”的拼命主義，對武裝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認識不足等等，這些都是導致這一時期武裝起義失敗的重要原因。歷史已經證明，在政治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在敵大我小，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革命武裝只有在敵人統治薄弱的廣大偏僻的農村和山區，才能發展壯大，逐步取得勝利。這就是毛澤東等黨和紅軍領導人探索發現的中國革命的必由之路。

　　（三）在紅軍和紅色政權的創造上，缺失南方農村開展大革命的社會環境和條件。在廣大的西北地區，基本上沒有受到1924-1927年大革命風暴的洗禮，在起義區域內也沒有南方起義部隊賴以生存的群眾基礎。因此，當起義軍失敗后，既沒有廣大農民群眾作依靠，也沒有當地黨組織掩護下的廣大地區可回旋。面對強敵進攻，起義軍失敗后，根本沒有時間和條件創建革命根據地和創造正式紅軍部隊，致使陜甘早期武裝起義與后來的陜甘紅軍之間無本質淵源關系。

　　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中指出：“中國紅色政權首先發生和能夠長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種并未經過民主革命影響的地方，例如四川、貴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兩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工農兵士群眾曾經大大地起來過的地方，例如湖南、廣東、湖北、江西等省。這些省份的許多地方，曾經有過很廣大的工會和農民協會的組織，有過工農階級對地主豪紳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許多經濟的政治的斗爭。所以廣州產生過三天的城市民眾政權，而海陸豐、湘東、湘南、湘贛邊界、湖北的黃安等地都有過農民的割據。至于此刻的紅軍，也是由經過民主的政治訓練和接受過工農群眾影響的國民革命軍中分化出來的。那些毫未經過民主的政治訓練、毫未接受過工農影響的軍隊，例如閻錫山、張作霖的軍隊，此時便決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紅軍的成分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頁。］在這里，毛澤東明確提出了大革命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是紅軍和紅色政權創造的基本條件。在不具備這種情況的條件下，陜甘地區不是采用南方各地紅軍創造的“通過暴動創建紅軍的方式”，而是采用了紅色武裝的創建與工農運動的開展同時并舉的方式，具有一定獨創性。

　　陜甘各地武裝起義的失敗，其教訓是非常深刻的。但通過多次發動武裝起義，對適合中國革命的道路進行可貴探索，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陜甘紅軍的建立奠定了基礎，產生了巨大影響。

　　第一，奠定了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思想基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廣大農村是反動統治力量相對薄弱的地區，為革命力量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中國共產黨只有把目光轉向農村，在偏僻落后的農村開展土地革命、發動群眾，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經過長期的斗爭，不斷積蓄壯大自己的力量，才能把農村建成軍事上、政治上、文化上先進的鞏固的根據地。反之，只有把農村建設成先進的、鞏固的革命根據地，才能與占據著中心城市的敵人進行長期有效的斗爭，實現革命的強弱轉化，為最后奪取全國勝利奠定基礎。陜甘各地的武裝起義大都是集中在關中平原和蘭州附近地區，都是以圍攻縣城為主要目標，當敵人集中優勢兵力“圍剿”后，基本上沒有立足之地，最終導致起義失敗。陜甘各地的武裝起義的失敗，使陜西黨組織認識到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正如劉志丹指出：“一個革命軍隊沒有根據地如同一個人沒有家一樣，就難免處于困境，甚至遭受失敗。”［ 劉力貞、張光編：《紀念劉志丹》，內部資料，1998年版，第198頁。］據習仲勛回憶，劉志丹曾說：“幾年來，陜甘地區先后舉行過大大小小70多次兵變，都失敗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起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像毛澤東同志那樣，以井岡山為依托，搞武裝斗爭，建立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游擊區，即使嚴重局面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現在最根本的一條是要有根據地。”［ 習仲勛：《群眾領袖 民族英雄》，《人民日報》1979年10月16日。］

　　劉志丹等黨和紅軍領導人認識到在革命力量暫時還很弱小的情況下，根據地只能建立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偏遠的農村。這種樸素的認識也就奠定了后來陜西革命中心北移，在偏遠的照金和南梁地區創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思想基礎。這種對革命道路的自覺探索，是黨在陜甘地區尋找和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偉大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提供了來自陜甘地區的智慧和經驗。

　　第二，形成了根據地創建的“陜甘模式”。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的基本問題是土地問題。中國的武裝斗爭實質上是農民戰爭。在社會最底層的廣大貧苦農民，具有強烈的反抗精神，蘊藏著巨大的革命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中國革命的最廣大的動力。自1927年大革命失敗至1931年間，正是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偉大戰略思想形成的重要時期。陜甘地區早期武裝起義的失敗，也為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黨和紅軍領導人否定“左”傾錯誤路線，在偏僻的西北地區創造性地實踐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 的思想理論提供了實踐基礎。尤其是土地革命戰爭初期各地武裝起義的受挫，使陜甘邊區黨和紅軍領導人，對如何建立革命根據地進行重新審視，堅持把紅色武裝的創建與工農運動的開展結合起來，提出了“狡兔三窟”的根據地建設思路，形成“陜甘模式”革命路徑。

　　王世泰回憶說：“特別是對當時喬山山脈的了解，雖然沒有明確決定它是我們的根據地，但是志丹懂得這事。他常說：我們要成功非靠山不可，他還說山里培養了許多軍閥力量，如陳珪璋、劉寶堂、李培霄等都是喬山中出來的。這些人能出去，難道我們共產黨人還頂不著他們嗎？他又說：不肅清喬山的兩個壞人，張廷芝、譚世麟，我們西北青年就沒有根據地。這些思想并不是空想得來的，而是經過斗爭，實際上是摸索出來的。以后，凡一遇到失利，他就主張到這個山里去。如南北分家，實際上是斗爭路線，志丹主張以喬山為主活動，認為到三原平原去是送死。志丹對喬山山脈確是非常熟悉的，那一個是支嶺、那一個溝，溝里有多少土窯洞，志丹都清楚的很。所以，大家都叫志丹為活地圖……回憶起來，志丹那時就有馬列主義思想，他的思想一貫是要搞武裝，武裝和根據地結合與農村結合，他選擇了敵人最薄弱的三不管地方。”［ 王世泰：《九一八前劉志丹的革命活動》，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延安地委黨史研究室編：《劉志丹》，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314頁。］

　　馬錫五曾回憶說：“志丹很重視根據地的建立，南梁根據地的建立，是根據幾年的根據地建立與失敗的經驗教訓總結出來的。要在敵人統治最薄弱的地區建立根據地。根據地要建立幾處。使革命武裝有回旋的余地。”［ 馬錫五：《1930-1932年的革命活動》，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延安地委黨史研究室編：《劉志丹》，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325頁。］

　　“后來，毛澤東十分贊賞地說，劉志丹創建的根據地，用了‘狡兔三窟’的辦法，創出局面，這很高明。”［劉志丹紀念文集編委會編：《劉志丹紀念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7頁。］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將這種多個根據地相互配合的方法推廣到整個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實踐中，并將這種模式用圍棋中的術語“做眼”［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27頁，第472頁。］稱之。

　　陜甘地區早期武裝起義創造的工農武裝割據新形式，對黨在陜甘地區創建革命武裝、建立蘇維埃政權進行了可貴探索，為陜甘邊、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寶貴經驗。

　　第三，促使了“三色”建軍思想的形成。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決定了武裝斗爭對于中國革命的特殊意義。“在中國，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頁。］陜甘各地武裝起義的失敗，使陜西黨組織認識到建立革命武裝的重要性。正如劉志丹在總結起義經驗時就指出：“搞武裝斗爭非靠山不可。應當先建立組織，積蓄力量，進而武裝起來，打擊敵人。”“槍桿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現成的辦法，是把各種民間的武裝和敵人的武裝變成革命的武裝。”［劉力貞、張光編：《紀念劉志丹》，1998年版，內部資料，第198頁。］

　　在兵運斗爭中，陜西黨組織就是通過黨掌握的國民黨正式武裝發動起義，建立工農革命軍和紅軍。但是，土地革命戰爭初期各地武裝起義的受挫，促使陜西黨組織尤其是劉志丹等黨和紅軍領導人對如何建立紅軍進行反思，促成了紅石峽會議“三色”建軍思想的提出。此后，在革命武裝創建過程中，陜西黨組織充分利用敵人的矛盾，在夾縫中求生存，對軍事統一戰線進行了可貴探索，為陜甘地區革命力量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此，習仲勛有過客觀評價：“為了勝利地進行武裝斗爭，必須用最大的力量爭取同盟者，分化和孤立敵人，而避免自己陷于孤立。當時，我們曾經和受蔣介石排擠的雜牌軍、西北軍的許多部分有聯絡，有往來。對那些不堅決反對革命運動的地方團隊、幫會勢力，做爭取工作，使他們保持中立。這些工作都很有成效。”［《習仲勛文選》編輯委員會編：《習仲勛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頁。］劉志丹提出實行“三色”建軍思想，是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一個偉大創舉。將視角轉到其他根據地，就會發現因受到“左”傾思想的干擾，當時許多根據地都視統一戰線為禁區。張國燾在川陜邊根據地時采取“要兵不要官，放兵不放官”的俘虜政策，殺掉不少俘虜的營以上國民黨軍官，刺激了國民黨軍的對抗、報復心理，給革命帶來損失。

　　不難看出，在長期的兵運斗爭實踐中，劉志丹等共產黨人對陜甘邊區革命斗爭的基本態勢是非常清楚的，對如何發揮陜甘邊區自身優勢，建立紅軍，創建革命根據地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和認識。正是靠著這種樸素的實踐探索，才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

　　第四，錘煉培養了大批對黨忠誠、久經考驗的革命干部。陜甘地區早期一系列武裝起義，都是中國革命走向復興和勝利征程中的重要歷史路標，更是體味和思考黨的初心的營養劑和教科書。在陜甘地區早期武裝斗爭的烽火中，涌現出了一大批理想信念堅定的仁人志士，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領導清澗起義、渭華起義、太白起義、靖遠起義、兩當起義等大小70多次武裝暴動和兵變屢遭失敗后，革命形勢曾一度陷于低潮，他們個人自身也多次歷處險境。但是，他們的革命意志從不曾動搖，無論遭受多么巨大的犧牲，始終抱著革命理想大于天的堅定信念，正是靠著這種初心，他們先后領導創建了南梁游擊隊、陜北游擊支隊、陜甘游擊隊、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和陜甘邊、陜北革命根據地，最終成功創建陜甘紅軍和陜甘革命根據地，為黨中央將中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奠定了堅實基礎。陜甘地區早期武裝起義不僅造就了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卓越的群眾領袖，而且培育了一大批軍事、政治領導干部以及各類專業人才，為全面提高黨的干部素質，爭取革命事業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陜甘地區早期武裝斗爭雖然大都失敗，但這些起義沉重打擊了國民黨在陜甘地區的反動統治，擴大了黨的影響，喚醒了人民群眾的革命覺悟，對陜甘地區以后的武裝斗爭和紅軍的建立與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在陜甘革命斗爭及至中國革命斗爭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