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成國共兩黨重新合作。1937年4月初，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隴東地區第一張民眾團體報紙——《慶陽人民》，在慶陽城(今慶城縣城)創刊，由慶陽市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主辦，四開二版，油印，不定期出版。中國人民抗日紅軍教導師政治宣傳科長兼民運科長任質斌任主編，黃子文、田紹錫等兼任編輯、記者和繕寫工作。國民黨甘肅省第三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戎紀五題寫了報名。《慶陽人民》的主要任務和內容是，緊密配合在紅軍教導師、中共慶陽縣委領導下進行的慶陽城鄉各界人民反對、清算劣紳馮翊清的斗爭。從4月11日起連續出版刊載“反馮斗爭”的控告信、控告書、意見書、布告、消息、通訊等“馮案特刊”達8期之多，充分報道和反映了這場斗爭。5月7日，隨著“反馮斗爭”勝利結束，《慶陽人民》即告停刊，前后共出版12期，每期發行300余份。此后，《慶陽人民》改報名為《老百姓的話》繼續出版，1937年8月終刊。

《慶陽人民》第五期

　　“反馮斗爭”及《慶陽人民》創刊背景

　　慶陽城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華夏農耕文化的發祥地之一、醫學鼻祖岐伯的故里。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慶陽城，雖然經濟、文化比較發達，但由于長期受地主階級剝削統治，貧富分化極為嚴重。當時，在隴東地區流傳著這樣一句民謠：“八大家、七小家、二十四個勻和家”，其中，“八大家”指的就是慶陽城的恒義興(李子良)、慶盛積(馮翊清)、永茂隆(韓振武)、復興李(李慶龍)、永益元(胡廷奎)、泰盛昌(樊景泰)、世豐元(張維岳)、仁義重(任紹亭)“八大商號和八大富豪”。

　　據《慶陽通史》記載：“‘八大家’不僅在慶陽城開有商號，在農村占有數千頃良田剝削農民，而且和官府勾結，在政治上欺壓老百姓。‘八大家’之首馮翊清作惡多端，百姓十分痛恨”。

　　馮翊清號稱慶陽城首富，馮家在慶陽城有6處豪華大院，百十間青磚瓦房，占有附近四鄉2000多畝田地，開設了許多商店鋪面，并經營慶陽城的郵電業務。馮翊清兄弟子侄大都在政府任職，馮家在地方上極有勢力。其弟馮翊翰(即馮老五)曾任國民黨甘肅省駐北京參議員。馮翊清依仗權勢，勾結土匪，包攬訴訟，貪污賑款。曾保舉譚世麟為民團營長，并與之狼狽為奸，魚肉百姓，群眾十分痛恨。1929年，隴東遭受嚴重旱災，時任慶陽縣賑災委員會主任的馮翊清，以修城補路、辦火柴公司為名鯨吞甘肅省政府撥付的賑災款4萬元。紅軍進駐慶陽城后，馮翊清與國民黨的反動勢力勾結，造謠惑眾，詆毀共產黨，破壞抗日統一戰線，甚至扣押紅軍退還給群眾的糧食。1933年至1935年間，由于國民黨當局的庇護，慶陽縣農民雖然多次控告馮翊清的罪行，但均無果而終。

　　1936年7月，紅軍教導師(又稱紅大三科，亦稱慶陽步兵學校) ，在師長周昆、政委袁國平的帶領下，由陜北瓦窯堡遷駐環縣木缽鎮。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發動了兵諫——“西安事變”，在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下，“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駐隴東地區的國民黨東北軍在“西安事變”后奉命南撤，只留了一個團駐扎西峰。

　　根據國共兩黨達成的條件，1936年12月27日，紅軍教導師由木缽移駐慶陽縣城，接管了國民黨東北軍撤走后慶陽、合水、鎮原、寧縣等地的防區。紅軍教導師進駐慶陽城后，蔡暢帶領的陜甘寧省委50多人工作團也來到了上述地區開展工作。當時國民黨的政權機關在上述地區還繼續存在，被稱為統戰區。紅軍教導師和蔡暢帶領的工作團會合后，在統戰區相互配合，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發動群眾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1937年初，在紅軍教導師的領導下，“慶陽市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成立，“慶陽民眾抗日運動指導委員會”成立，對內稱中共慶陽縣工作委員會，蔡暢任工委書記。同時，慶陽縣各區鄉貧民委員會、抗敵后援會和工青群眾等組織相繼建立，以慶陽城為中心遍及各處的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空前高漲。紅軍教導師及工作團干部在發動群眾抗日的同時，做了大量的社會民情調查，長期受苦受壓的百姓把共產黨比作大救星，紛紛控告惡霸馮翊清。

　　1937年4月，為緊密配合慶陽縣城鄉各界群眾反對、清算劣紳馮翊清的斗爭，由“慶陽市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主辦的《慶陽人民》創刊。

《慶陽人民》第七期

　　“反馮斗爭”經過及《慶陽人民》之“馮案特刊”

　　紅軍教導師和“慶陽民眾抗日運動指導委員會”根據群眾揭發馮翊清的罪行，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提下，組織群眾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反馮斗爭”。

　　1937年4月12日，《慶陽人民》刊發任質斌采寫的題為《馮翊清父子被拘之經過》的稿件：

　　馮翊清及其子侄，于本月七日被紅軍教導師與第三區公署將其拘捕。記者得訊后，當即往訪有關人員，探得實情。

　　被拘原因

　　誰都知道，“慶盛積”馮家是本縣(注：慶陽縣)最有錢有勢的一家，但是他們雖然有錢有勢，而近幾年馮翊清本人和他的子侄馮榘、馮檗、馮棨等，卻在地面上做了許多使人看不上眼的事情。這在上期本報所登載的許多民眾的控告書中，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來。當紅軍教導師初開入本城(注：慶陽城)后，就有人告他，但當時在教導師方面，還以為這也許是少數人挾怨報仇，而且因為都是些民事案件，所以不便而且也不愿承受。誰料其后控告竟越來越多，甚至連前任區長孫廣玉、本城紳士王家彥也來控告，而且在控告書中還有些和教導師有關的事實(如造謠惑眾、破壞軍譽等)。所以教導師政治部便決定與專員公署駐慶辦事處及第三區公署協同，徹底追查這些案件。同時因為案情重大，當然，需要首先拘傳馮家父子到案。

　　被拘經過

　　本月七日晨六時，教導師政治部和專員公署駐慶辦事處代表兼第三區區長王開先協商后，立即派隊伍到了馮家。這時，馮翊清本人及其親子馮榘、馮棻，侄兒馮棠、馮棨、馮果，都剛剛起床，突然就被派去的武裝弟兄一一捆起(至于馮翊清的二兒子馮檠，則因為沒在家中，所以能夠聞風潛逃)。這個消息立刻就傳遍了全城。因為事前大多數人還不知道有人控告了他們，所以當時很有些人表示驚訝，但是教導師政治部馬上就派人到街上來向民眾解釋，說明他們的被捕是因為有人控告了他們。于是大部分民眾反倒歡天喜地起來。雖然有些人那時仍然怕著馮家的勢力，但是在心里卻暗暗地想：告得好!捉得好!

　　六大罪狀

　　不久，教導師政治部又貼出了布告，除說明拘捕的原因以外，公布了王家彥、孫廣玉等控告馮翊清父子的六大罪狀。這六大罪狀是： (一)造謠惑眾，離間紅軍與中央軍的團結，企圖破壞國家統一;(二)鯨吞賑款，餓斃災民萬余人;(三)勾結陳珪璋部攻陷慶陽，搶掠紳商;(四)依勢欺人，慘殺無辜;(五)剝削鄉民，害人利己; (六)破壞紅軍軍譽，私藏軍火。——看了這些罪狀以后，便有許多人記起了民國二十二年、二十四年的李敬堂等控告馮翊清時，被他向各方面用錢運動，結果只落了個不了而了。于是，便都互相私語： “好!只看這一次了。這一次如果還不能把這個惡霸打倒，以后便永沒有希望了。”雖然短短的數語，卻顯然表達出了對教導師與區公署寄托著莫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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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馮案檢查委員會

　　紅軍教導師政治部和第三區公署，為使地方人士明了事實真相和討論此事應如何具體地尊重民眾意見起見，于當天下午五時發起召開地方各機關團體聯席會議，出席者計有公款會張心安、鹽局呂基舞、救聯會陸為公、商界救國支會任紹亭、農界救國支會陳元緒、工商救國支會趙安慶、貧民界救國支會伍生信、江湖界救國支會田紹錫、教導師政治部任質斌、區公署王開先、政界救國支會李森潔、城關聯保處賀有德、學界救國支會張云亭、西街初級小學麻偉、北街初級小學楊季熊、南街初級小學侯耀堂。主席任質斌首先報告馮氏父子被捕真相，略詞：“政治部和區公署此次拘捕馮氏父子，完全為了尊重廣大群眾之意見。……

　　主席報告后，到會者均即表示對教導師與區公署拘馮之舉甚為同情。有人提議先組織一個馮案檢查委員會，然后再組織一個馮案審判委員會，來處理此案。經議決通過并當場選出王開先等19人為馮案檢查委員，推定任質斌為主任委員。

　　另外，決定于街頭巷尾廣置密告箱，征求各方面的意見，并決定辦公時間實行集體辦公。

　　任質斌，我國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早期領導者之一。1915年生，山東即墨人。1931年9月參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編輯、秘書長。長征抵達陜北后，任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秘書長兼《紅色中華》主編。1936年夏調任紅軍教導師政治部民運科長兼宣傳科長，隨軍赴隴東根據地。

　　1937年夏之后，歷任中共慶陽縣委書記、隴東特委宣傳部長、鎮原中心縣委書記等職。1938年8月調離隴東后，歷任豫鄂邊區軍政委員會書記、新四軍第五師代政委、中原軍區第二縱隊政委、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副書記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中共青島市委書記、中共中央華東局副秘書長、中共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等職。1977年8月當選為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候補委員。1980年調任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曾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為了拘傳馮家父子，查清案件之細節，經過周密部署，紅軍教導師政治部便決定與國民黨甘肅省第三行政督察專員公署駐慶辦事處及第三區公署區長王開先協調妥當后，于1937年4月7日早6時，拘傳了馮翊清父子。當時抓捕隊伍到馮家之前切斷了慶陽縣城通往西峰的電話線。到了馮家之后，馮家父子剛剛起床，除馮翊清二兒子馮棨因為沒有在家后來聞風潛逃外，其余全部被拘捕歸案，并將這一消息通電國民黨南京政府。

　　馮翊清等6人被逮捕后，紅軍教導師政治部在慶陽城大街上公布了馮家父子的六大罪狀，并派出宣傳隊上街進行宣傳演講。慶城各界群眾聽到消息后，紛紛涌向城關，一時間慶陽城可謂萬人空巷。

　　為了搜集馮家父子的犯罪證據，馮案檢查委員會在慶陽城街頭設立秘告箱，讓老百姓能夠無所顧忌地將馮家父子犯罪事實及時反映上來。4月9日，慶陽縣各界民眾在慶陽城體育場打戲樓前舉行聲討大會，來自社會各界的代表在大會上聲討了馮家父子的罪行。通過這次大會，掀起了“反馮滅霸”斗爭的高潮，一封封控告信像雪片一般飛到了馮案檢查委員會，一個個人證大膽地站出來指控馮家的犯罪事實。通過20多天的努力，馮案檢查委員會對馮家父子的罪行調查基本結束。

　　當時，馮翊清的兒子依仗自己的權勢，上下打點，多方活動。國民黨南京政府及甘肅省政府同時向紅軍教導師發來電函，提出協商解決，隨即又派代表到慶陽交涉，要求將馮翊清本人于案卷一并交國民黨政府處理，企圖再次包庇，釋放馮家父子。在紅軍教導師政委袁國平與慶陽區公署區長蔡用之、國民黨甘肅第三區專署專員戎紀五先后會談、據理力爭后，才迫使戎紀五同意“組織會審、就地結案”。

　　為了迫使國民黨政府及早在慶陽城審判馮家父子一案，慶陽城各屆幾千名群眾于4月28日冒雨舉行請愿游行，請愿群眾手持請愿書，從紅軍教導師師部到區公署，人山人海。請愿群眾還向國民黨中央檢查院西安行營、全國賑務總會、甘肅省政府、甘肅省第三專員公署及慶陽各地駐軍、各報館發出了《慶陽縣民眾為鏟除馮翊清呼吁請愿專電》。在請愿沒有促成審判的情況下，全城市民掀起了總罷工，當時慶陽城大街之上貼滿反馮標語，商號關門、工廠停工、學生罷課。

　　為配合這次聲勢浩大的“反馮斗爭”，《慶陽人民》從1937年4月11日起，連續8期出版《馮案特刊》，刊載“反馮斗爭”的控告信、控告書、意見書、布告、消息、通訊等，充分報道和反映了這場斗爭。

　　通過大規模的群眾請愿罷工活動，迫使國民黨慶陽區政府承認群眾選舉的“馮案檢查委員會”為合法的原告機關，由紅軍教導師和國民黨專員公署兩方的代表組成審判委員會，救國會代表組織審訊，依法定罪。

　　1937年5月6日，在紅軍教導師的組織領導下，慶陽縣各方代表齊聚慶陽城新街口，正式審判馮家父子。當天，會場上懸掛國共兩黨黨旗，審判會由代區長蔡用之主持，“馮案檢查委員會”主任任質斌宣讀起訴書，一個個原告出庭作證，馮家父子在鐵的事實面前不得不低下頭認罪。“馮案檢查委員會”于5月8日對其判決如下：

　　“被告馮翊清、馮榘、馮棨父子等鯨吞賑款，勾結土匪，魚肉鄉民，包攬詞訟，誣良為盜等情尚有事實，構成瀆職、偽造證據、誣告罪等。應以刑法及賑務條例之規定，將該馮翊清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公權10年。被陳珪璋截留之賑款6500元及手續不清之500元共7000元，該馮翊清未及力爭收回，應責任賠償并以一分五起年息，計6年應伸息6300元，共計本息13300元;賠償勾結土匪陳珪璋從中漁利之款2000元;賠償郭栓狗以強占婦女等詞訟馮棨300元;賠償李良棟控告馮翊清父子屢害良民200元，賠償糧食11.2石;賠償田培植控告馮翊清灘款鯨吞40元;王大貴控告馮榘依仗權勢欺壓良民賠償32元。馮榘附和其父，勾結土匪蹂躪慶陽，迫害民眾，處有期徒刑10年，剝奪公權10年。馮棨以公務人員，濫用職權，故殺良民，霸人妻女，實屬罪大惡及，現畏罪潛逃，應作缺席判決，處以有期徒刑10年，剝奪公權10年。準賠償原告等詞訟費200元，歸被告等全部負擔，本案限制原被告人無上訴權。本案判決執行在慶陽城。”

　　這場轟轟烈烈的“反馮斗爭”，在紅軍教導師和慶陽縣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斗爭的重大勝利，沉重打擊了慶陽地主階級的反動氣焰。“反馮斗爭”期間，《慶陽人民》每幾天出版一次，向城區各界群眾發行，還在請愿、游行的群眾中散發，在城內大街小巷張貼。“反馮斗爭”之后，慶陽縣統戰區的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開始興起，慶陽城的青年知識分子積極擁護共產黨團結抗日的主張，成為抗日救亡運動中最具活力的因素。

《慶陽人民》第六期

　　《慶陽人民》的停刊及歸宿

　　1937年5月7日，隨著“反馮斗爭”勝利結束，《慶陽人民》即告停刊。2017年9月，筆者在搜集整理《隴東報》報史資料時，有幸翻閱到《慶陽人民》的復印件及《隴東報》的前身、1937年9月創刊的中共隴東特委機關報《救亡日報》社長兼主編張文華寫給隴東報社的信件。張文華在信中提到《慶陽人民》，并說1988年他在參加《隴東報》創刊50周年紀念活動期間，再次故地重游來到慶陽城。期間，從一收藏愛好者手中發現幾份《慶陽人民》原件，欣喜萬分，勸說這位收藏愛好者將《慶陽人民》原件捐獻給了陜西師范大學，《慶陽人民》原件現藏陜西師范大學圖書館。筆者見到的《慶陽人民》第五至第十期“馮案特刊”復印件，正是張文華從陜西師范大學圖書館復印。

　　張文華，1909年10月26日生于陜西渭南縣青龍鎮一個農民家庭。1926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共青團固始縣委宣傳部部長、共青團陜北特委書記等職。 1934年秋赴南梁根據地，任陜甘邊蘇維埃政府秘書長，為陜甘邊蘇維埃政府機關報《紅色西北》和中共陜甘邊特委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的生活》主要撰稿者之一。1936年12月調任中國人民抗日紅軍教導師政治教員，亦為慶陽市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創辦的《慶陽人民》主要撰稿者之一。1937年9月，任中共隴東特委機關報《救亡日報》和“隴東通訊社”社長兼主編。1938年4月調任西峰八路軍辦事處秘書。本年8月調延安工作。1939年3月調中央社會部，遂派赴西安從事地下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先后在西安人民警政學校、西北局教育部社會教育處、西安師范學院、陜西師范大學等單位工作。1987年離休。

　　1937年5月7日出版的《慶陽人民》，刊載了張文華撰寫的題為“轟動慶陽的馮案始末記”文章，文章采用章回體敘事手法，詳細描述了“反馮斗爭”的前前后后。原文收錄于《隴東老解放區通訊選》。限于篇幅，筆者只將小標題呈現讀者：

　　馮翊清惡跡難數 王家彥聚眾興訟;孫廣玉給馮念藏經 王老將卷土又重來;教導師尊重區公署 兩家子扭成一股繩;春眠不覺曉 老馮被綁了;王老將組織反馮會 眾百姓不斷大示威;一波未平一波起 你死我活請愿書;總罷市要求就地結馮案 教導師擔保為民謀利益;蔡代表蒞慶提馮案 袁師長電西說專員(注：“袁師長”即袁國平。周昆調離后，袁國平繼任紅軍教導師師長兼政委。);會審公堂結馮案 群眾原告喜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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